文/新井一二三
韓國籍日本作家柳美里有一本散文集叫《從有窗戶的書店》,收入三十多篇跟閱讀、創作有關的文章。
〈從有窗戶的書店〉本來是從一九九三年到九六年,她在《圖書新聞》上連載書評時候用的總標題。不過,柳美里的文章,小說接近自傳,散文彷彿虛構,書評則像戲劇,跟一般的書評很不一樣。
她說,一直覺得很不可思議,為甚麼書店裡沒有窗戶?不僅位於地下的,而且在一樓、或者更高的書店,都是沒有窗戶的。直到來東京後第二次搬家,在附近散步時,終於發現了一家有窗戶的書店。
這麼個三句話,給以後的連載提供了一個舞台。讀者想像:作者一個人走進這一家書店;邊逗弄店裡養的貓,邊看書架上新到的小說、評論;然後,帶著剛買的兩、三本書到隔壁咖啡館去坐。好比是歐洲影片裡的一個場面。劇作家出身的柳美里,寫的文章特別視覺化。
《從有窗戶的書店》收入的文章,都是作者二十多歲時候寫的。柳美里十六歲離家出走,高中也中途退學。然而,她看的書非常多;大學生比不上不在話下,一般的 作家也比不上。更厲害的,就是對她來說,閱讀跟生活是分不開的。她看的每一本書,都自然地變成人生的一部分。普通人只用腦袋看的書;柳美里則是用全身加上 靈魂看的。
她說,小時候開始寫文章,是生活太難堪的緣故。住在日本的韓國人家庭,始終無法跟周圍交融。父親工作不穩定,行為殘暴,打罵女兒到鼻子出血骨折。她晚上往 本子裡寫:「我要殺死你!」用的是日語,乃父親看不懂的語言。在日本長大的母親看得懂,但是從來不打開女兒的日記本。她對丈夫絕望後,跟已婚男人搞關係, 也許不怎麼關心女兒了。當時很悲慘的家庭狀況和她本人的心情,在作品裡寫得清清楚楚。其中一本《水邊的搖籃》甚至包括父母雙方的家譜以及多張照片當證據。
小時候在日記裡寫「我要殺死你!」才能活下來的柳美里,中學時候覺得再也不能忍耐痛苦,企圖自殺。她沒有死,但是也沒有回到學校和家庭;十七歲跑到東京, 參加劇團做演員,並跟創辦人同居。身為老師兼情人,他很快就發現柳美里的文才,於是勸她多看書,多寫文章。他們的關係維持了十年,當年的少女成了有名的作 家。
在《從有窗戶的書店》前記裡,柳美里寫:小時候,她唯一能信任的,就是書本裡認識的死者,即已故作家。嚴酷的現實不讓小女孩相信身邊任何人,包括父母親;她只好跟死者交朋友。對她來說,書本從來不是消遣的工具,反而跟生命直接有關的。她為活而寫文章,也為活而看書。
中學沒畢業的韓國籍女孩用日文寫的作品普遍打動人心,實在不簡單。但是,如果她父親看得懂日文的話,恐怕小時候的她不會寫日記,長大後更不會當作家了。想 到這一點,《從有窗戶的書店》收入的〈於韓國〉裡,作者描述的情形令人痛心。柳美里去韓國參加文學研討會的時候,見到的韓國人一個接一個地問她道:「妳為 甚麼不學韓國話呢?」對方是無意中問的,並不理解她個人的情況,同時難免有譴責的語氣。當她小聲回答說「我是失去了韓國話的」,竟沒有人幫她翻譯。
柳美里寫的很多回憶當中,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:她父親擁有好幾套文學全集,都是日文的。有一次,她打開其中一本,正在抄寫時,父親罵她道:「小偷兒!海明威是不會偷別人的文章的。」她不知道父親看過海明威作品沒有;書架邊有一大堆發了黃的韓文書,都是她根本看不懂的。
後來,女兒當作家寫的文章,父親也不會自己看,只好叫別人朗讀的。當他聽到柳美里作品時,心中到底是甚麼滋味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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